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必须履行五道程序：一是公众参与，二是专家咨询论证，三是合法性审查，四是风险评估，五是集体讨论决定。

竞合关系的存在，使权利人可以审时度势，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请求权，较折衷说更能达到目的。单独适用它，有时可以直接达到恢复到当事人之间原来的法律关系状态，有时则达不到这种结果，需要加上不当得利返还甚至损害赔偿等救济方式，才会达到恢复到当事人之间原来的法律关系状态。

①对合同解除与合同无效、撤销之间的异或同，偏重何者的影响。物的返还请求权，在受领人破产时，给付人仍然可以请求返还，若采取债权请求权说，则给付物属于破产财产，给付人无权请求返还。） （4）所谓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给付物所有权通过给付物的交付或者复原登记，系公示原则和公信原则的要求，以强化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注：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617-618页、第617-618页、第620页、第620页、第588页、第625页、第622-623页、第624-625页、第623页、第263-264页、第623页、第624页、第622页。）笔者认为，即使是有溯及力的解除，既存的"赔偿损失"仍然是原合同关系的直接转化形态，两种关系具有同一性。）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持相反观点的也不在少数。

星野英一：《民法概论Ⅳ（契约）》，良书普及会，1986年合本新订，第94页。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三民书局2003年修订2版，第108页以下、第125页以下。沈宗灵认为，"法律解释既是人们日常法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法律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

显然，新规则具有法律效力的前提是语言使用规则应当被遵守。16.[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为了摆脱人们的指责，1970年代发展起来的法律论证理论在区分"发现的过程"与"证立的过程"基础上开始强调司法证立过程的重要性，强调法律论证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证立的过程，而非发现的过程， 判决理论的"重点在于是否充分而完整地进行对法学判断之证立，而不在于这个裁判事实上是透过何种过程发现的。30.刘星：《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在这个愈来愈"缺乏根据的时代"，提出主张之后的证立过程显得更为重要，它是排除司法专断的有效措施，证立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应当受到重视。台湾学者颜厥安以实例对此做了说明： 台湾民法第246条第1项规定："以不能之给付为契约之标的者，其契约无效。

32.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真的信念必须要得到完全的证实才能构成知识 ，发现的结果只有经得起逻辑上的检验和证实才能成为科学知识。3.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o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25页。法的发现与证立二分源于哲学上科学知识的发现与证立二分理论。

而支持发现与证立二分的人则站在理论反思的层面，主张知识的接受并不能简单地以我们在事实上认为某一认识为真就接受它是知识，除此之外，还必须进行理性的逻辑证立，尔后才能接受为知识。两种立场看似针锋相对，其实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交锋。而后再根据证立效果的好坏选择是否修正初步的结论，修正后的结论再使用各种方法予以证立，如此反复，直至得出能够完全证立的结论。就此而言，"法律解释的目的性完全体现于各种论证理论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发现与证立二分的人认为，事实意义上的认知活动很难被明确地区分为发现与证立两个过程。若是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有两个以上彼此冲突的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与法官自己的判断相矛盾，他就会根据上一层级的法律规则或原则，借助各种解释方法来支持、证立其所欲选择适用的那一法律规定的正当性。

二 发现意义上的解释方法只能帮助我们获得可能的结果、而无法获得唯一正确的结果，只有将其置于法律证立意义上看待，才能谈及能否"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这一结论，有不少学者在这种意义上讨论着法律解释。而对已发现的科学知识的证立，因涉及使用科学的方法、明确的语言、清晰的逻辑，才被认为是科学哲学应该关注的内容。

" 法律解释与法律论证的这种密切联系，也可以另外一种方式予以表达：法律解释原本就不是为寻求正确答案而来的，法律解释只是为另一方法--法律论证--提供了命题，命题本身的正确与否不是靠命题来完成的，它只能通过法律论证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只有在法律论证的框架下，解释行为才更有说服力。一般来讲，解释主要是对解释对象之意义的说明 ，法律解释也就是对法律文本之意义的说明，但现今人们在理解法律解释概念时，更多的将其与论证、论辩、证立等词语联系在一起。而证立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一种理性回溯证立的思维方式，这一意义上法律解释的思维起点是法律结论，从某个已有结论出发，通过使用包括解释在内的各种方法，考察该结论能否被理性证立、能否被他人接受，能够被理性证立的才是正确的。证立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法官的一种理性反思行为，为了理性判定所发现结果是否正确而使用的一种方法，于是法律解释方法就成了验证、检验发现结果是否正确的重要手段。10.池海平：《法律发现--司法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法律方法》，载《政法论丛》2009年第3期。

传统上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演绎推理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意义上，法律解释的思维起点是法律文本或法律规范，从文本出发进行解释，而后考察解释出来的结果是否在文本的意义射程之内，若在文本意义射程之内，则可以认为是正确适用了法律规范。就此而言，法官解释法律，不是运用方法，而是寻找理由，"法官解释法律，并不是按照法律解释的'方法'进行的，这些'方法'仅仅是法官已有的法律解释结论正当化的理由而已。

34.参见焦宝乾：《法律论证及其在法律方法体系中的地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3期。如此理解法律解释概念，更加符合结论先导性质的司法实践过程，先有了初步的结论，然后尝试不同的方式证立这一初步结论的正当性。

就如台湾学者张鼎国所言，即使已经得到相当确切的客观依据和证明的科学知识，若要付诸实现，却需再能赢得公众生活世界的一致同意才行。质疑发现与证立二分理论的声音在法律领域也同样存在。

科学发现因与科学家的心理特征、个人素质等因素密切相关，有时甚至是偶然的一个发现就会造就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如苯分子结构的发现源于化学家的一次梦境，因而长期被看作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从证立意义上理解法律解释更加符合现今人们对司法过程的期待：司法判决不仅要合法、合理，而且能够被理性受众接受。为此，法律适用者在裁判具体案件之前，必须对制定法中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解释，根据立法者原意或法律原意"创造"出一个可操作性强的裁判规范，然后将后者与案件事实直接对接，推导出相应结论。44.[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5页。

张志铭则直接把法律解释的研究视角界定为证立视角，法律解释是正当性证明的一种操作技术："把法律解释的实际操作与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适用活动相结合，意味着本书将选择一种法律的正当性证明（或证成，legal justification）的角度把握和分析法律解释的操作技术"。48.胡军：《知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如陈金钊认为"法律解释就是把法律文本中模糊的部分说清楚" ，而不管其对错。实际认知过程中，发现与证立是一个交替存在的状态，发现一点，小心翼翼的参照以往的经验及逻辑理念证立一点，再发现，再证立，如此反复，直至形成一个确定无疑的认知。

如弗兰克宣称，法官发现判决结论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而是先根据感觉大胆得出结论，然后再到法律或学说中求证。这一思维方式大量的体现在国内学界关于法律解释概念的认识与界定之中。

早期的法学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不自觉地在发现立场上描述着司法过程。传统法律解释观念是一种发现意义上的解释观念，这种意义上的解释行为不具有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的功能，只有在证立的意义上，法律解释（方法）才具有证立某个解释结果是否正确的功能。2.杨颖：《立法语言：从模糊走向明确》，载《政法论丛》2010年第6期。如拉伦茨认为，"法律适用是一种对向交流的过程，于此，必须在考虑可能适用的法条之下，由'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形成作为陈述之终局的案件事实，同时也必须在考虑终局的案件事实之下，将应予适用的规范内容尽可能精确化。

肯尼迪通过重新解读法律史料，发现了法官们通过对法律文本的教义学式注释，巧妙地掩盖并调和了各种矛盾或紧张关系。51.管伟：《略论中国传统司法裁判中的事实判断及其方法》，载《政法论丛》2010年第1期。

而且，从事实的角度讲，恰恰由于法律解释方法的多样性，不同解释方法的使用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反而会进一步增加了解释结果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但是，解释能够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吗？借助法的发现与证立二分理论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从法律适用的前提--法律解释，并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这一结论。

张文显也有类同认识，"法律解释是准确适用法律的需要。发现与证立二分理论割裂了接受或反对某一科学立场的决定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因素的关联性，使之完全诉诸于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而知识共同体是否接受某种科学理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说服与修辞，与该理论在逻辑上是否得到证立关系却不大，因此，库恩认为，发现与证立的二分无法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科学方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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